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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是柏揚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。
多少年以來，我一直想寫一本書，叫[醜陋的中國人]。我記得美國有一本「醜陋的美國人」，寫出來之後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。日本人也寫了一本[醜陋的日本人]，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，他閣下卻被撤職，這大概就是東力和西方的不同。中國比起日本，好像又差一級，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，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，所以我始終沒有寫。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，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，請教全國各階層的朋友。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，在台北，聽我講演的人，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。就立刻不請我了。所以，今天是我有生以來，笫一次用[醜陋的中國人]講演，我感到到非常高興，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。
有一次，台中東海大學請我講演，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，我問同學會會長：「會不會有問題？」他說：「怎麼會有問題？」我對他說：「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：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。又講一個問題題目，那可是雙料。」跟訓導處談過之後，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：「問題是沒有的，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？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。」接看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。他問：「同意不同意？」我說：「當然不同意，不過你一定要改，衹好就改。」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「醜陋的中國人」。我對他說：「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，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。」他慷慨承諾。結果講過之後，把錄音帶寄來，衹有開頭的幾句話，以後就沒有了聲音。
今年我六十五歲。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。我對他們說：「我活了六十五歲，全是艱難的歲月。」我的意思是：不僅僅我個人艱難，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。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，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，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，同你們談「艱難」，你們既不愛聽，也不相信，更不了解。我所談的艱難，不是個人問題，也不是政治問題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，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。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，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。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。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，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，永遠無盡無期。
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，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、柬埔寨、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，我們所講的「中國人」不是國籍的意思，而是指血統或文化。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，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，到了那裡幾天之後，不能忍受，哭著回來。她說：「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。」後來我到了泰國。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。好比說：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。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，假使你的衣服破了，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，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同報，這就是商業行為，然後泰國士兵會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脫光，走到裁判所，問她：「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？」這衹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，衹有一個感慨「中國人造了什麼孽？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？前年，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，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，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，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，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，我們覺得很親切，問她「你怎麼會講中國話？」她說：「我是中國人，從越南逃出來的。」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，一面說，一面嗚咽。我衹好安慰她：「至少現在還好，沒有挨餓。」在告辭轉身時，聽到她嘆了一口氣「唉！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！」我對這一聲嘆息，一生不忘。
十九世紀的南洋島，就是現在的東南亞，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。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：「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。」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一樣，無知無識，自生自滅，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。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。災難更大。最使我們痛苦的是：一百年來，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。幾乎全部歸於幻滅。來了一個盼望，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，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，反而更壞。再來一個盼望，而又是一個幻滅，又是一個失望。又是一個更壞。一而再再而三。民族固然長長遠的，但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。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，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，經得起破滅？展望前途，到底是光明的，還是不光明的？真是一苜難盡。四年前，我在紐約講演，講到感慨的地方，一個人站起來說：「你從台灣來。應該告訴我們希望，應該鼓舞我們民心。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。」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。問題是，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，我從小就受到鼓勵。五、六歲的時候，大人就對我說：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！」我想我的責任太大，負擔不起。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：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！」。現在，兒子又告訴孫子：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！」一代復一代，一代何其多？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？
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，「反右」之後接著又來一個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天翻地覆，自人類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。不僅是生命的損失，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。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，就跟禽獸毫無區別。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。這樣一個民族：品質墮落到這種地步，怎麼能夠站得起來？在馬來西亞，華人佔百分之三十幾，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，裡面有馬來文，有英文，就是沒有華文。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，沒有華文就不好。那是另外一個問題。這個現象一方面說，馬來人的心胸不寬廣，另一方面，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，沒有地位，沒有受到尊重。泰國的華人說：「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。」不要自己安慰自己，一個法令下來。你什麼都沒有了。
現在，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，任何一個國家。它的土地被外國搶走。都是一種羞恥。等到收復它的時候，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，同到母親的懷抱。雙方都非常歡喜。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安斯、勞蘭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，當它們喪失的時候，是多麼痛苦，它們回歸的時候，又是多麼快樂。可是我們的香港，一聽說要回歸祖國，立刻嚇得魂飛魄散。這是怎麼一同事？至於我們在台灣，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，主張台灣獨立。想當年。三十年前，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，大家高興得如痴如狂。真是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。三十年之後。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？賽普路斯，一邊是土耳其人，一邊是希腊人。根本是兩碼子事﹔言語不一樣，種族不一樣，宗教不一樣，什麼都不一樣，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。而我們，同一個血統，同一個長相，同一個祖先，同一種文化，同一種文字，同一種語言，衹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，怎麼會有這種現象？
這種種事情，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，不但艱難，而且羞辱、痛苦。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，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，左、右、中、獨、中偏左、左偏中、中偏右、右偏中等等。簡直沒有共同語言。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，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？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？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，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，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。現代的希腊人跟從前的希腊人無關，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，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。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，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，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？不但受外國人欺負，更受自己人欺負 --受暴君、暴官、暴民的欺負。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。看到外國小孩，他們是那麼快樂，我從內心產生羡慕。他們沒有負擔，他們的前途坦落，心理健康，充滿歡愉。我們台灣的孩子，到學校去念書。戴上近視眼鏡。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，六親不認。他母親昏倒在地，他去扶她。母親悲愴的喊：「我死了算了，管我干什麼？你用功罷，你用功罷！」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，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，學生馬上就抗議：「我們不要學做人，我們要學應付考試。」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，從小就要鬥，就要詐欺，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，就要滿口謊言。多可怕的教育，我們要靠下一代，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。
我在台灣三十多年，寫小說十年，寫雜文十年，坐牢十年，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，平均分配。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？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，要透過一個形式，一些人物，所以我改寫雜文。雜文像匕首一樣，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。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，你已經開錯了，應該左轉，應該右轉，應該靠邊走，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，前面有橋，應該放緩油門，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，有紅燈等等。不停的提醒，不停的叫，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。掌握權柄的人認為：衹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，他就永遠沒有錯誤。
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，我為什麼坐牢，我犯了什麼罪？犯了什麼法？出獄之後，我更不斷的探討，像我這樣的遭遇，是不是一個變態的、特殊的例予？我到愛荷華，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，使我發現，像我這種人，上帝注定要我坐牢，不在台灣坐牢，就在大陸坐牢。他們同我講：「你這個脾氣，到不了紅衛兵，到不了文化大革命，反右就把你反掉了。」為什麼一個中國人，稍微膽大心粗一點，稍微講一點點實話，就要遭到這種命運？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，我間他們：「你為什麼坐牢？」他們說：「講了幾句實話。」就是這樣。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？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。前幾天，有位從北京來的「全國作家協會」的黨書記，我同他談，把我氣得講不出話來。我覺得我吵架還蠻有本領，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悶了。但不能怪他，甚至於在台北關我的特務，都不能責備，換了各位，在那個環境之中，納入那種軌道之後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，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。我也會那樣做。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，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。常聽到有人說：「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裡。」我年紀大了之後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，事實上是，一半操在自己之手，一半操在別人之手。
一個人生活在世上，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，運轉起來之後，身不由主。使我們感覺到，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，而是社會問題，而是文化問題。耶穌臨死的時候說：「寬容他們，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。」年輕時候讀這句話，覺得稀松平常，長大之後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。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，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，多麼痛心。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，成了今天這個樣子，我們的醜陋，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。我到愛荷華，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，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，再出私人捐助一半。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板，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，我們從前沒見過面，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，使我感動。他和我談話，他說：「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，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，看了你的書之後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，所以說，我想請你當面指教。]裴竹韋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，我第一次出國時，孫觀漢先生跟我講：「你回國之後，不准講一句話：唉！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。」我說：「好，我不講。」回國之後，他問我：「你講得怎麼樣？」我說：「還是不准講的那句話：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。」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。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千年後，有所改變，想不到並沒有變。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？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，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？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，這不是自找安慰，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，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，往往是中國人，許多大科學家，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，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宁、李政道先生，都是第一流的頭腦。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，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、很快樂的境界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，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。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，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系？衹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後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。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。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，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？什麼原因？
我想冒昧的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，那就是，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，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，到今天都不能痊愈。有人說：「自己不爭氣，卻怪祖先。」這話有一個大漏洞。記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劇（按，[群鬼]），有梅毒的父母，生出個梅毒的兒子，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：都要吃葯。有一次，兒子憤怒的說：「我不要這個葯，我宁愿死。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体？」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？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。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，假定我們要怪的話，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？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，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，卻陷入貧窮、愚昧、鬥爭、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，難以自拔。我看到別的國家人与人之間的相處，心裡充滿了羡慕。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。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，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。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、亂、吵。台北曾經一度反髒亂。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。我們的廚房髒亂。我們的家庭髒亂。有很多地方，中國人一去，別人就搬走了。我有一個小朋友，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，嫁給一個法國人，住在巴黎，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，打過地舖。她跟我說：「她住的那棟樓裡，法國人都搬走了，東方人都搬來了。」（東方人的意思，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，有時候專指中國人。）我聽了很難過，可是隨便看看，到處是冰淇淋盒子、拖鞋﹔小孩子到處跑，到處亂畫，空氣裡有潮濕的霉味。我問：「你們不能弄乾凈嗎？」她說：「不能。」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，我們亂。經過這麼樣提醒之後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髒、我們亂。至於吵，中國人的嗓門之大，真是天下無雙，尤以廣東老鄉的噪門最為叫座。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：兩個廣東人在那裡講悄悄話，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，急撥電話報案，警察來了，問他們在干什麼？他們說:「我們正耳語。」
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？因為沒有安全感，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，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：衹要聲音大、噪門高，理都跑到我這裡來了，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？我想這幾點足使中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壞，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。因為吵、髒、亂，自然會影響內心，窗明幾凈和又髒又亂，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。
至於中國人的窩裡鬥，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。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。看起來都像一條豬，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：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。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，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，就在台北，三個日本人做生意，好，這次是你的，下次是我的。中國人做生意，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，你賣五十。我賣四十，你賣三十，我賣二十。所以說。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，中國入講起話來頭頭是道。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，下可以治國平天下。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。譬如在研究室裡，在考場上，在不需要有人際關系的情況下，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。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，三巨條龍加在一起。就成了一條豬、一條蟲，甚至連虱都不如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。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，中國人永遠不團結，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，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，我衹好說：「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？是上帝的意思！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，團結起來，萬眾一心，你受得了？是上帝可憐你們，才教中國人不團結。」我一面講，一面痛徹心腑。
中國人不但不團結，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。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，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，任何一個華人社會，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，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。中國有一句話：一個和尚擔水吃，兩個和尚抬水吃，三個和尚沒水吃。」人多有什麼用？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。可是你說他不了解，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。我上次（一九八一）來美國，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裡，談得頭頭是道，天文地理，怎麼樣救國等等，第二天我說：「我要到張三那兒去一下。」他一聽是張三，就眼冒不屑的火光，我說：「你送我去一下吧！」他說：「我不送，你自己去好了。」都在美國學校教書，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，竟不能互相容忍，那還講什麼理性？所以中國人的窩裡鬥，是一項嚴重的特徵。
各位在美國更容易体會到這一點，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人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凡是出賣中國人的：也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凡是陷害中國人的，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：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開礦，一下子被告了，告得很嚴重，追查之下，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，一塊從中國來的，在一起打天下的。朋友質問他怎麼做出這種下流的事？那人說：「一塊兒打天下是一塊兒打天下，你現在高樓大廈，我現在搞的沒辦法，我不告你告誰？」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。譬如說，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度，滄海一粟。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？有人告你麼！誰告你？就是你身邊的朋友，就是中國人告你。有許多朋友同我說：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，你可要特別注意。特別小心，他不但不會提升你，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。因為他要「表示」他大公無私，所以我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？我常聽人說：「我們同猶太人一樣，那麼勤勞。」我覺得這話應該分兩部分來講，一個是，中國人的勤勞美德，在大陸已被四人幫整個破壞。幾千年下來，中國唯一最重要的美德--勤勞，現在已不存在。第二，我們拿什麼來跟猶太人比？像報紙上說的：以色列國會裡吵起來了，不得了啦，三個人有三個意見。但是，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，一旦決定了之後，卻是一個方向，雖然吵得一塌糊涂，外面還在打仗，敵人四面包圍。仍照舊舉行選舉！各位都現白，選舉的意義是必須有一個反對黨，沒有反對黨的選舉，不過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戲。在我們中國，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，可是，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，中國人在決定了之後。卻是三個方向。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，有人提議到舊金山，表決決定到紐約。如果是以色列人，他們會去紐約。如果是中國人，哼，你們去紐約，我有我的自由，我還是去舊金山。我在英國影片中，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，有的要爬樹，有的要游泳，鬧了一陣之後決定表決，表決通過爬樹，於是大家都去爬樹。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象，因為民主不是形式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們的民主是「以示民主」：投票的時候，大官還要照個相，表示他降貴紆尊，民主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衹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。
中國人的不能團結，中國人的窩裡鬥，是中國人的劣根性。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好，而是中國的文化中，有濾過性的病毒，使我們到時侯非顯現出來不可，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，明知道這是窩裡鬥，還是要窩裡鬥。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，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，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。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？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：「這件事我錯了。」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。我女兒小的時候，有一次我打了她，結果是我錯怪了她，她哭得很厲害，我心裡很難過。我覺得它是幼小無助的，她衹能靠父母，而父母突然一翻臉，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。我抱起她來，我說：「對不起，爸爸錯了，爸爸錯了，我保証以後不再犯，好女兒，原諒爸爸。」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。這件事情過去之後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，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，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。
中國人不習慣認錯，反而有一萬個理由。掩蓋自己的錯誤。有一句俗話：「閉門思過。」思誰的過？思對方的過？我教書的時侯，學生寫周記，檢討一周的行為，檢討的結果是：「今天我被某某騙了，騙我的那個人，我對他這麼好，那麼好，衹因為我太忠厚。」看了對方的檢討，也是說他太忠厚。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？那麼誰不忠厚呢？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。我們雖然不認錯，錯還是存在，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。為了掩飾一個錯，中國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，再制造更多的錯，來証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。所以說，中國人喜歡講大話。喜歡講空話，喜歡講假話，喜歡講謊話，更喜歡講毒話--要毒的話。不斷夸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，不斷夸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。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，全都是大話、空話。我不再舉假話、謊話的例子，但中國人的毒話，卻十分突出，連閨房之內，都跟外國人不同。外國夫妻昵稱「蜜糖」「打鈴」，中國人卻冒出：「殺千刀的」。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，毒話就更無限上綱，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、下流？
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，後來改行做生意，有次碰到他，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？他說：「發什麼財？現在就要上吊！」我問他為什麼賠了？他說：「你不曉得，和商人在一起。同他講了半天，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。」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：「和中國人交往很難，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。」我說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，不要說你們洋人，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，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。」要察顏觀色，轉彎抹角，問他說：「吃過飯沒有？」他說：「吃了」其實沒有吃，肚子還在叫。譬如說選舉，洋人的作風是：「我覺得我合适，請大家選我。」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：即令有人請他，他也一再推辭：「唉！我不行啊！我那裡夠資格？」其實你不請他的話，他恨你一輩于。好比這次請我講演，我說：「不行吧！我不善於講話呀！」可是真不請我的話，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面，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。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，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。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，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。
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，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，跑來看我，他說：「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。」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還有約。」他說：「不行，一定要來！」我說：「好吧，到時候再說。」他說：「一定來，再見！」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，可是洋人不明白。辦完事之後？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我說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英國教授說：「哎！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？要到他家去啊。」我說：「哪有這回事？」他說：「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。」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。
這種種情形，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，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。如果是平輩朋友，還沒有關系。如果他有權勢，如果他是大官，如果他有錢，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，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？這些都是精神浪費。所以說，有句俗話：「在中國做事容易，做人難。」「做人」就是軟体文化，各位在國外住久了，回國之後就會体會到這句話的壓力。做事容易，二加二就是四，可是做人就難了，二加二可能是五，可能是一，可能是八百五十三，你以為你講了實話，別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？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、空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中打轉。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，開任何會議時，我都可以坐在那裡睡覺，睡醒一覺之後，會也就結束。為什麼呢？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，聽不聽都一樣。不衹台灣如此，大陸尤其嚴重。今年(一九八四)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划的一位大陸著名的女作家諶容，寫了一篇小說《真真假假》，推荐給各位，務請拜讀。環境使我們說謊，使我們不能誠實。我們至少應該覺得，壞事是一件壞事，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，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，這個民族的軟体文化就開始下降。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，不是不光榮的事，甚至是光榮的事，這就造成一個危機，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。
因為中國人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，不斷的講大話、空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，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，不能開闊。中國的面積這麼大，文化這麼久遠，泱泱大國，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？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。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衹能在書上看到，衹能在電視上看到。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？衹要瞪他一眼，馬上動刀子。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？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，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，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！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？
沒有包容性的性格，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，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，不夠平衡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。自卑的時候，成了奴才﹔自傲的時候，成了主人！獨獨的，沒有自尊。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，和權勢走得越近，臉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。不屑一顧。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。
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，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惊異的成就。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跡，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。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，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。眼睛也花了，路也不會走了，因為他開始發燒。為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。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，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，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﹔這些都是自我膨脹。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，車掌小姐說：「我們這位司機先生，是天下一流的司機，英俊、年輕。」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，同大家拱手致意。這就是自我膨脹，他認為他技術高明，使他雖不扶方向盤，照樣可以開車。若干年前，看過一部電影。有一次，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，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，當他上塔之前，展示給大家看，全場掌聲雷動。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，覺得偉大起來，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，接看就順看梯子往上爬，他太太拉他說：「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，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？」他說：「你懂什麼？」他太太追他，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。他到了塔上後，把蓋子一蓋，偉大加三級，再往下一跳，噗通一聲就沒有了。觀眾大發脾氣：我們出錢是看飛的，不是看摔死人的，教他太太飛。他太太凄涼的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：「你膨脹的結果是，害了你自己，也害了你的妻子。」
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，為什麼容易膨脹？因為中國人「器小易盈」，見識太少，心胸太窄，稍微有一點氣候，就認為天地雖大，已裝他不下。假如衹有幾個人如此。還沒有關系，假使全民族，或是大多數，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，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。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，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，我便是你的主人。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，死不認錯。可是又不斷有錯，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。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：台北有個朋友，有一次害了急病，被抬到中心診所，插了一身管子，把他給救活了。兩三天之後：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大，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，就跟醫生去講，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。說：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，現在要轉院呀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把管子全部拔下，病人幾乎死掉，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，既悲又憤，我向他說：「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，我寫文章揭發他。」他大吃一惊說：「你這個人太沖動，好事，早知道不跟你講。」我聽了氣得發瘋，我說：「你怕什麼？他衹不過是個醫生而已，你再生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，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？再說，他如果要對付的話，也衹能對付我，不會對付你。是我寫的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是亡命之徒。」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贊揚的，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人也很好，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，不愿意我去闖禍。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，這個也怕，那個也怕。
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，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，是一個中國人被搶，捉到強盜後，他不敢去指認。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。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，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，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，總是一句話：「算了，算了。」「算了算了」四個字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，使我們民族的元氣，受到挫傷。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，或者，我假如是一個暴君，對這樣一個民族，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，真是天理不容。這種神經質的恐懼，是培養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溫床，所以中國的暴君、暴官，永遠不會絕跡。中國傳統文化裡--各位在《資治通監》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，暴君暴官最喜歡，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，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。
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是最燦爛的時代。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。到了東漢，政府有個規定，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、辯論、寫文章，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，這叫做「師承」。如果超出師承，不但學說不能成立，而且還違犯法條。這樣下來之後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全都扼殺、僵化。就像用塑膠口袋往大腦上一套，滴水不進。一位朋友說，「怎麼沒有思考力？我看報還會發牢騷。」思考是多方面的事，一件事不僅有一面，不僅有兩面，甚至有很多面。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，有一個球：一半白，一半黑，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，說它是個白球。另一邊的人，則說它是個黑球，他們都沒有錯，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，而跑到另一邊看，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。當我們思考問題時，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，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，給學生一個氣壓計，叫他用「氣壓計」量出樓房的高度，意思當然是指用「氣壓」測量高度。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，偏偏不用「氣壓」，老師很生氣，就給他不及格，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，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同答？他說：「老師要我用那個「氣壓計」來量樓有多高。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「氣壓」，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。」委員會的人問他：「除了那些方法之外，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？」學生：「還有很多，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，再量繩子，就知道樓有多高。」「還有沒有別的方法？」學生說：「還有，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，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，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。」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，他所顯示的意義，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常使漿糊腦筋嚇死。
還有一種「買西瓜學」，老板對伙計說：「你一出門，往西走，第一道橋那裡，就有賣西瓜的，你給我買兩斤西瓜。」伙計一出門。往西走，沒有看見橋，也沒有賣西瓜的，於是就空手回來。老板罵他混蛋，沒有頭腦。他說：「東邊有賣的。」老板問他：「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？」他說：「你沒叫我去。」老板又罵他混蛋。其實老板覺得這個伙計老實，服從性強，沒有思考能力，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。假如伙計出去一看，西邊沒有，東邊有。就去買了，瓜又便宜、又甜。回去之後老板會夸獎他說:「你太聰了，了不起，做人正應該如此，我很需要你。」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家伙靠不住，會胡思亂想。各位。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，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赶。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，怎能獨立思考？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，也恐懼獨立思考。所以中國人也缺少鑑賞能力，什麼都是和稀泥。沒有是非，沒有標准。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，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。
這個文化，自從孔丘先生之后，四千年間，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，所有認識字的人，都在那裡注解孔丘的學說，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，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，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，所以衹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。這個潭，這個死水，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，醬缸發臭，使中國人變得醜陋。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，以至許多問題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，衹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。這樣的死水，這樣的醬缸，既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。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，別人有民主，我們也有民主，我們的民主是：「你是民，我是主。」別人有法制，我們也有法制，別人有自由，我們也有自由，你有什麼，我就有什麼。你有斑馬線，我也有斑馬線-當然，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。
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，衹有從現在開始，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鑑賞家。我們雖然不會演戲。卻要會看戲，不會看戲的看熱鬧，會看戲的看門道。鑑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。有七、八套，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，他當場拒絕，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，並不一樣。我聽了很慚愧，他就是一個鑑賞家。
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，從不揭露對方陰私，因為這樣做選民會免得你水准不夠，喪失選票。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，不但專門揭露陰私，而且制造陰私，用語惡毒。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，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。人民一定要自己夠水准，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准，還去怪誰？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，我們卻直著脖子叫他萬歲。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？拿錢買選票這種事情，使人痛心，選民在排著隊選舉，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，有人就問：「怎麼不給我呀？」這種人還配實行民主？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，不能靠別人賞賜。現在，常有人講：「政府放寬多了。」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自由、權利是我們的，你付給我，我有，你不付給我，我也有。我們如果有鑑賞能力，就一定要爭取選舉。嚴格選擇對象。我們沒有鑑賞的能力，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。能夠怪誰？好比說畫畫，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，有人看到說：「這真好︱」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，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？是你瞎了眼！是你沒有鑑賞能力。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。真的畢加系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：假畫出籠，真畫家衹好餓死。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，衹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。結果把門裝顛倒了，主人說：「你瞎了眼？」裁縫師傅說：「誰瞎了眼？瞎了眼才找錯人！」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。沒有鑑賞力。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中國人有這麼多醜陋面，衹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。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，不是經濟幫助，而是文化幫助。因為中國船太大，人太多，沉下去之後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。在座的美國朋友，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。最後一點，我的感想是：我們中國人口太多，僅衹十億張大的口，連喜馬拉雅山都能吞進去，使我們想到，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，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。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鑑賞家，我們就能鑑賞自己，鑑賞朋友，鑑賞國家領導人物。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，也是唯一的一條路。
謝謝！
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《百姓半月刊》﹔十二月一日紐約《台灣与世界雜 志》﹔十二月八日，台北《自立晚報》﹔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磯《論壇報》。
多少年以來，我一直想寫一本書，叫[醜陋的中國人]。我記得美國有一本「醜陋的美國人」，寫出來之後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。日本人也寫了一本[醜陋的日本人]，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，他閣下卻被撤職，這大概就是東力和西方的不同。中國比起日本，好像又差一級，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，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，所以我始終沒有寫。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，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，請教全國各階層的朋友。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，在台北，聽我講演的人，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。就立刻不請我了。所以，今天是我有生以來，笫一次用[醜陋的中國人]講演，我感到到非常高興，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。
有一次，台中東海大學請我講演，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，我問同學會會長：「會不會有問題？」他說：「怎麼會有問題？」我對他說：「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：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。又講一個問題題目，那可是雙料。」跟訓導處談過之後，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：「問題是沒有的，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？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。」接看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。他問：「同意不同意？」我說：「當然不同意，不過你一定要改，衹好就改。」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「醜陋的中國人」。我對他說：「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，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。」他慷慨承諾。結果講過之後，把錄音帶寄來，衹有開頭的幾句話，以後就沒有了聲音。
今年我六十五歲。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。我對他們說：「我活了六十五歲，全是艱難的歲月。」我的意思是：不僅僅我個人艱難，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。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，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，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，同你們談「艱難」，你們既不愛聽，也不相信，更不了解。我所談的艱難，不是個人問題，也不是政治問題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，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。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，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。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。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，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，永遠無盡無期。
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，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、柬埔寨、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，我們所講的「中國人」不是國籍的意思，而是指血統或文化。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，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，到了那裡幾天之後，不能忍受，哭著回來。她說：「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。」後來我到了泰國。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。好比說：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。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，假使你的衣服破了，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，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同報，這就是商業行為，然後泰國士兵會逼看那位太太全身脫光，走到裁判所，問她：「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？」這衹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，衹有一個感慨「中國人造了什麼孽？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？前年，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，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，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，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，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，我們覺得很親切，問她「你怎麼會講中國話？」她說：「我是中國人，從越南逃出來的。」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，一面說，一面嗚咽。我衹好安慰她：「至少現在還好，沒有挨餓。」在告辭轉身時，聽到她嘆了一口氣「唉！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！」我對這一聲嘆息，一生不忘。
十九世紀的南洋島，就是現在的東南亞，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。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：「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。」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一樣，無知無識，自生自滅，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。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。災難更大。最使我們痛苦的是：一百年來，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。幾乎全部歸於幻滅。來了一個盼望，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，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，反而更壞。再來一個盼望，而又是一個幻滅，又是一個失望。又是一個更壞。一而再再而三。民族固然長長遠的，但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。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，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，經得起破滅？展望前途，到底是光明的，還是不光明的？真是一苜難盡。四年前，我在紐約講演，講到感慨的地方，一個人站起來說：「你從台灣來。應該告訴我們希望，應該鼓舞我們民心。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。」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。問題是，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，我從小就受到鼓勵。五、六歲的時候，大人就對我說：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！」我想我的責任太大，負擔不起。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：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！」。現在，兒子又告訴孫子：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！」一代復一代，一代何其多？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？
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，「反右」之後接著又來一個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天翻地覆，自人類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。不僅是生命的損失，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。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，就跟禽獸毫無區別。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。這樣一個民族：品質墮落到這種地步，怎麼能夠站得起來？在馬來西亞，華人佔百分之三十幾，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，裡面有馬來文，有英文，就是沒有華文。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，沒有華文就不好。那是另外一個問題。這個現象一方面說，馬來人的心胸不寬廣，另一方面，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，沒有地位，沒有受到尊重。泰國的華人說：「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。」不要自己安慰自己，一個法令下來。你什麼都沒有了。
現在，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，任何一個國家。它的土地被外國搶走。都是一種羞恥。等到收復它的時候，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，同到母親的懷抱。雙方都非常歡喜。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安斯、勞蘭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，當它們喪失的時候，是多麼痛苦，它們回歸的時候，又是多麼快樂。可是我們的香港，一聽說要回歸祖國，立刻嚇得魂飛魄散。這是怎麼一同事？至於我們在台灣，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，主張台灣獨立。想當年。三十年前，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，大家高興得如痴如狂。真是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。三十年之後。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？賽普路斯，一邊是土耳其人，一邊是希腊人。根本是兩碼子事﹔言語不一樣，種族不一樣，宗教不一樣，什麼都不一樣，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。而我們，同一個血統，同一個長相，同一個祖先，同一種文化，同一種文字，同一種語言，衹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，怎麼會有這種現象？
這種種事情，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，不但艱難，而且羞辱、痛苦。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，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，左、右、中、獨、中偏左、左偏中、中偏右、右偏中等等。簡直沒有共同語言。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，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？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？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，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，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。現代的希腊人跟從前的希腊人無關，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，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。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，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，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？不但受外國人欺負，更受自己人欺負 --受暴君、暴官、暴民的欺負。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。看到外國小孩，他們是那麼快樂，我從內心產生羡慕。他們沒有負擔，他們的前途坦落，心理健康，充滿歡愉。我們台灣的孩子，到學校去念書。戴上近視眼鏡。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，六親不認。他母親昏倒在地，他去扶她。母親悲愴的喊：「我死了算了，管我干什麼？你用功罷，你用功罷！」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，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，學生馬上就抗議：「我們不要學做人，我們要學應付考試。」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，從小就要鬥，就要詐欺，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，就要滿口謊言。多可怕的教育，我們要靠下一代，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。
我在台灣三十多年，寫小說十年，寫雜文十年，坐牢十年，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，平均分配。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？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，要透過一個形式，一些人物，所以我改寫雜文。雜文像匕首一樣，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。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，你已經開錯了，應該左轉，應該右轉，應該靠邊走，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，前面有橋，應該放緩油門，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，有紅燈等等。不停的提醒，不停的叫，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。掌握權柄的人認為：衹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，他就永遠沒有錯誤。
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，我為什麼坐牢，我犯了什麼罪？犯了什麼法？出獄之後，我更不斷的探討，像我這樣的遭遇，是不是一個變態的、特殊的例予？我到愛荷華，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，使我發現，像我這種人，上帝注定要我坐牢，不在台灣坐牢，就在大陸坐牢。他們同我講：「你這個脾氣，到不了紅衛兵，到不了文化大革命，反右就把你反掉了。」為什麼一個中國人，稍微膽大心粗一點，稍微講一點點實話，就要遭到這種命運？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，我間他們：「你為什麼坐牢？」他們說：「講了幾句實話。」就是這樣。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？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。前幾天，有位從北京來的「全國作家協會」的黨書記，我同他談，把我氣得講不出話來。我覺得我吵架還蠻有本領，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悶了。但不能怪他，甚至於在台北關我的特務，都不能責備，換了各位，在那個環境之中，納入那種軌道之後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，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。我也會那樣做。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，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。常聽到有人說：「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裡。」我年紀大了之後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，事實上是，一半操在自己之手，一半操在別人之手。
一個人生活在世上，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，運轉起來之後，身不由主。使我們感覺到，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，而是社會問題，而是文化問題。耶穌臨死的時候說：「寬容他們，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。」年輕時候讀這句話，覺得稀松平常，長大之後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。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，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，多麼痛心。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，成了今天這個樣子，我們的醜陋，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。我到愛荷華，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，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，再出私人捐助一半。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板，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，我們從前沒見過面，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，使我感動。他和我談話，他說：「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，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，看了你的書之後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，所以說，我想請你當面指教。]裴竹韋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，我第一次出國時，孫觀漢先生跟我講：「你回國之後，不准講一句話：唉！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。」我說：「好，我不講。」回國之後，他問我：「你講得怎麼樣？」我說：「還是不准講的那句話：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。」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。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千年後，有所改變，想不到並沒有變。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？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，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？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，這不是自找安慰，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，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，往往是中國人，許多大科學家，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，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宁、李政道先生，都是第一流的頭腦。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，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、很快樂的境界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，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。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，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系？衹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後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。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。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，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？什麼原因？
我想冒昧的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，那就是，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，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，到今天都不能痊愈。有人說：「自己不爭氣，卻怪祖先。」這話有一個大漏洞。記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劇（按，[群鬼]），有梅毒的父母，生出個梅毒的兒子，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：都要吃葯。有一次，兒子憤怒的說：「我不要這個葯，我宁愿死。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体？」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？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。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，假定我們要怪的話，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？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，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，卻陷入貧窮、愚昧、鬥爭、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，難以自拔。我看到別的國家人与人之間的相處，心裡充滿了羡慕。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。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，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。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、亂、吵。台北曾經一度反髒亂。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。我們的廚房髒亂。我們的家庭髒亂。有很多地方，中國人一去，別人就搬走了。我有一個小朋友，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，嫁給一個法國人，住在巴黎，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，打過地舖。她跟我說：「她住的那棟樓裡，法國人都搬走了，東方人都搬來了。」（東方人的意思，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，有時候專指中國人。）我聽了很難過，可是隨便看看，到處是冰淇淋盒子、拖鞋﹔小孩子到處跑，到處亂畫，空氣裡有潮濕的霉味。我問：「你們不能弄乾凈嗎？」她說：「不能。」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，我們亂。經過這麼樣提醒之後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髒、我們亂。至於吵，中國人的嗓門之大，真是天下無雙，尤以廣東老鄉的噪門最為叫座。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：兩個廣東人在那裡講悄悄話，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，急撥電話報案，警察來了，問他們在干什麼？他們說:「我們正耳語。」
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？因為沒有安全感，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，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：衹要聲音大、噪門高，理都跑到我這裡來了，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？我想這幾點足使中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壞，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。因為吵、髒、亂，自然會影響內心，窗明幾凈和又髒又亂，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。
至於中國人的窩裡鬥，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。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。看起來都像一條豬，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：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。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，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，就在台北，三個日本人做生意，好，這次是你的，下次是我的。中國人做生意，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，你賣五十。我賣四十，你賣三十，我賣二十。所以說。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，中國入講起話來頭頭是道。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，下可以治國平天下。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。譬如在研究室裡，在考場上，在不需要有人際關系的情況下，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。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，三巨條龍加在一起。就成了一條豬、一條蟲，甚至連虱都不如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。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，中國人永遠不團結，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，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，我衹好說：「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？是上帝的意思！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，團結起來，萬眾一心，你受得了？是上帝可憐你們，才教中國人不團結。」我一面講，一面痛徹心腑。
中國人不但不團結，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。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，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，任何一個華人社會，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，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。中國有一句話：一個和尚擔水吃，兩個和尚抬水吃，三個和尚沒水吃。」人多有什麼用？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。可是你說他不了解，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。我上次（一九八一）來美國，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裡，談得頭頭是道，天文地理，怎麼樣救國等等，第二天我說：「我要到張三那兒去一下。」他一聽是張三，就眼冒不屑的火光，我說：「你送我去一下吧！」他說：「我不送，你自己去好了。」都在美國學校教書，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，竟不能互相容忍，那還講什麼理性？所以中國人的窩裡鬥，是一項嚴重的特徵。
各位在美國更容易体會到這一點，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人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凡是出賣中國人的：也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凡是陷害中國人的，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：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開礦，一下子被告了，告得很嚴重，追查之下，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，一塊從中國來的，在一起打天下的。朋友質問他怎麼做出這種下流的事？那人說：「一塊兒打天下是一塊兒打天下，你現在高樓大廈，我現在搞的沒辦法，我不告你告誰？」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。譬如說，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度，滄海一粟。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？有人告你麼！誰告你？就是你身邊的朋友，就是中國人告你。有許多朋友同我說：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，你可要特別注意。特別小心，他不但不會提升你，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。因為他要「表示」他大公無私，所以我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？我常聽人說：「我們同猶太人一樣，那麼勤勞。」我覺得這話應該分兩部分來講，一個是，中國人的勤勞美德，在大陸已被四人幫整個破壞。幾千年下來，中國唯一最重要的美德--勤勞，現在已不存在。第二，我們拿什麼來跟猶太人比？像報紙上說的：以色列國會裡吵起來了，不得了啦，三個人有三個意見。但是，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，一旦決定了之後，卻是一個方向，雖然吵得一塌糊涂，外面還在打仗，敵人四面包圍。仍照舊舉行選舉！各位都現白，選舉的意義是必須有一個反對黨，沒有反對黨的選舉，不過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戲。在我們中國，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，可是，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，中國人在決定了之後。卻是三個方向。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，有人提議到舊金山，表決決定到紐約。如果是以色列人，他們會去紐約。如果是中國人，哼，你們去紐約，我有我的自由，我還是去舊金山。我在英國影片中，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，有的要爬樹，有的要游泳，鬧了一陣之後決定表決，表決通過爬樹，於是大家都去爬樹。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象，因為民主不是形式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們的民主是「以示民主」：投票的時候，大官還要照個相，表示他降貴紆尊，民主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衹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。
中國人的不能團結，中國人的窩裡鬥，是中國人的劣根性。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好，而是中國的文化中，有濾過性的病毒，使我們到時侯非顯現出來不可，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，明知道這是窩裡鬥，還是要窩裡鬥。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，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，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。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？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：「這件事我錯了。」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。我女兒小的時候，有一次我打了她，結果是我錯怪了她，她哭得很厲害，我心裡很難過。我覺得它是幼小無助的，她衹能靠父母，而父母突然一翻臉，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。我抱起她來，我說：「對不起，爸爸錯了，爸爸錯了，我保証以後不再犯，好女兒，原諒爸爸。」她役久很久以後才不哭。這件事情過去之後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，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，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。
中國人不習慣認錯，反而有一萬個理由。掩蓋自己的錯誤。有一句俗話：「閉門思過。」思誰的過？思對方的過？我教書的時侯，學生寫周記，檢討一周的行為，檢討的結果是：「今天我被某某騙了，騙我的那個人，我對他這麼好，那麼好，衹因為我太忠厚。」看了對方的檢討，也是說他太忠厚。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？那麼誰不忠厚呢？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。我們雖然不認錯，錯還是存在，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。為了掩飾一個錯，中國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，再制造更多的錯，來証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。所以說，中國人喜歡講大話。喜歡講空話，喜歡講假話，喜歡講謊話，更喜歡講毒話--要毒的話。不斷夸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，不斷夸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。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，全都是大話、空話。我不再舉假話、謊話的例子，但中國人的毒話，卻十分突出，連閨房之內，都跟外國人不同。外國夫妻昵稱「蜜糖」「打鈴」，中國人卻冒出：「殺千刀的」。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，毒話就更無限上綱，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、下流？
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，後來改行做生意，有次碰到他，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？他說：「發什麼財？現在就要上吊！」我問他為什麼賠了？他說：「你不曉得，和商人在一起。同他講了半天，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。」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：「和中國人交往很難，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。」我說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，不要說你們洋人，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，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。」要察顏觀色，轉彎抹角，問他說：「吃過飯沒有？」他說：「吃了」其實沒有吃，肚子還在叫。譬如說選舉，洋人的作風是：「我覺得我合适，請大家選我。」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：即令有人請他，他也一再推辭：「唉！我不行啊！我那裡夠資格？」其實你不請他的話，他恨你一輩于。好比這次請我講演，我說：「不行吧！我不善於講話呀！」可是真不請我的話，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面，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。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，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。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，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。
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，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，跑來看我，他說：「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。」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還有約。」他說：「不行，一定要來！」我說：「好吧，到時候再說。」他說：「一定來，再見！」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，可是洋人不明白。辦完事之後？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我說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英國教授說：「哎！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？要到他家去啊。」我說：「哪有這回事？」他說：「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。」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。
這種種情形，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，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。如果是平輩朋友，還沒有關系。如果他有權勢，如果他是大官，如果他有錢，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，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？這些都是精神浪費。所以說，有句俗話：「在中國做事容易，做人難。」「做人」就是軟体文化，各位在國外住久了，回國之後就會体會到這句話的壓力。做事容易，二加二就是四，可是做人就難了，二加二可能是五，可能是一，可能是八百五十三，你以為你講了實話，別人以為你是攻擊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？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、空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中打轉。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，開任何會議時，我都可以坐在那裡睡覺，睡醒一覺之後，會也就結束。為什麼呢？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，聽不聽都一樣。不衹台灣如此，大陸尤其嚴重。今年(一九八四)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划的一位大陸著名的女作家諶容，寫了一篇小說《真真假假》，推荐給各位，務請拜讀。環境使我們說謊，使我們不能誠實。我們至少應該覺得，壞事是一件壞事，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，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，這個民族的軟体文化就開始下降。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，不是不光榮的事，甚至是光榮的事，這就造成一個危機，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。
因為中國人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，不斷的講大話、空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，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，不能開闊。中國的面積這麼大，文化這麼久遠，泱泱大國，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？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。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衹能在書上看到，衹能在電視上看到。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？衹要瞪他一眼，馬上動刀子。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？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，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，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！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？
沒有包容性的性格，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，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，不夠平衡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。自卑的時候，成了奴才﹔自傲的時候，成了主人！獨獨的，沒有自尊。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，和權勢走得越近，臉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。不屑一顧。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。
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跡很容易，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惊異的成就。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跡，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。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，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。眼睛也花了，路也不會走了，因為他開始發燒。為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。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，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，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﹔這些都是自我膨脹。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，車掌小姐說：「我們這位司機先生，是天下一流的司機，英俊、年輕。」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，同大家拱手致意。這就是自我膨脹，他認為他技術高明，使他雖不扶方向盤，照樣可以開車。若干年前，看過一部電影。有一次，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，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，當他上塔之前，展示給大家看，全場掌聲雷動。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，覺得偉大起來，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，接看就順看梯子往上爬，他太太拉他說：「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，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？」他說：「你懂什麼？」他太太追他，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。他到了塔上後，把蓋子一蓋，偉大加三級，再往下一跳，噗通一聲就沒有了。觀眾大發脾氣：我們出錢是看飛的，不是看摔死人的，教他太太飛。他太太凄涼的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：「你膨脹的結果是，害了你自己，也害了你的妻子。」
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，為什麼容易膨脹？因為中國人「器小易盈」，見識太少，心胸太窄，稍微有一點氣候，就認為天地雖大，已裝他不下。假如衹有幾個人如此。還沒有關系，假使全民族，或是大多數，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，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。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，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，我便是你的主人。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，死不認錯。可是又不斷有錯，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。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：台北有個朋友，有一次害了急病，被抬到中心診所，插了一身管子，把他給救活了。兩三天之後：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大，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，就跟醫生去講，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。說：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，現在要轉院呀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把管子全部拔下，病人幾乎死掉，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，既悲又憤，我向他說：「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，我寫文章揭發他。」他大吃一惊說：「你這個人太沖動，好事，早知道不跟你講。」我聽了氣得發瘋，我說：「你怕什麼？他衹不過是個醫生而已，你再生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，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？再說，他如果要對付的話，也衹能對付我，不會對付你。是我寫的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是亡命之徒。」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贊揚的，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人也很好，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，不愿意我去闖禍。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，這個也怕，那個也怕。
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，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，是一個中國人被搶，捉到強盜後，他不敢去指認。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。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，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，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，總是一句話：「算了，算了。」「算了算了」四個字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，使我們民族的元氣，受到挫傷。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，或者，我假如是一個暴君，對這樣一個民族，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，真是天理不容。這種神經質的恐懼，是培養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溫床，所以中國的暴君、暴官，永遠不會絕跡。中國傳統文化裡--各位在《資治通監》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，暴君暴官最喜歡，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，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。
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是最燦爛的時代。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。到了東漢，政府有個規定，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、辯論、寫文章，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，這叫做「師承」。如果超出師承，不但學說不能成立，而且還違犯法條。這樣下來之後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全都扼殺、僵化。就像用塑膠口袋往大腦上一套，滴水不進。一位朋友說，「怎麼沒有思考力？我看報還會發牢騷。」思考是多方面的事，一件事不僅有一面，不僅有兩面，甚至有很多面。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，有一個球：一半白，一半黑，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，說它是個白球。另一邊的人，則說它是個黑球，他們都沒有錯，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，而跑到另一邊看，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。當我們思考問題時，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，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，給學生一個氣壓計，叫他用「氣壓計」量出樓房的高度，意思當然是指用「氣壓」測量高度。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，偏偏不用「氣壓」，老師很生氣，就給他不及格，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，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同答？他說：「老師要我用那個「氣壓計」來量樓有多高。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「氣壓」，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。」委員會的人問他：「除了那些方法之外，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？」學生：「還有很多，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，再量繩子，就知道樓有多高。」「還有沒有別的方法？」學生說：「還有，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，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，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。」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，他所顯示的意義，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常使漿糊腦筋嚇死。
還有一種「買西瓜學」，老板對伙計說：「你一出門，往西走，第一道橋那裡，就有賣西瓜的，你給我買兩斤西瓜。」伙計一出門。往西走，沒有看見橋，也沒有賣西瓜的，於是就空手回來。老板罵他混蛋，沒有頭腦。他說：「東邊有賣的。」老板問他：「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？」他說：「你沒叫我去。」老板又罵他混蛋。其實老板覺得這個伙計老實，服從性強，沒有思考能力，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。假如伙計出去一看，西邊沒有，東邊有。就去買了，瓜又便宜、又甜。回去之後老板會夸獎他說:「你太聰了，了不起，做人正應該如此，我很需要你。」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家伙靠不住，會胡思亂想。各位。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，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赶。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，怎能獨立思考？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，也恐懼獨立思考。所以中國人也缺少鑑賞能力，什麼都是和稀泥。沒有是非，沒有標准。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，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。
這個文化，自從孔丘先生之后，四千年間，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，所有認識字的人，都在那裡注解孔丘的學說，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，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，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，所以衹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。這個潭，這個死水，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，醬缸發臭，使中國人變得醜陋。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，以至許多問題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，衹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。這樣的死水，這樣的醬缸，既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。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，別人有民主，我們也有民主，我們的民主是：「你是民，我是主。」別人有法制，我們也有法制，別人有自由，我們也有自由，你有什麼，我就有什麼。你有斑馬線，我也有斑馬線-當然，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。
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，衹有從現在開始，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鑑賞家。我們雖然不會演戲。卻要會看戲，不會看戲的看熱鬧，會看戲的看門道。鑑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。有七、八套，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，他當場拒絕，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，並不一樣。我聽了很慚愧，他就是一個鑑賞家。
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，從不揭露對方陰私，因為這樣做選民會免得你水准不夠，喪失選票。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，不但專門揭露陰私，而且制造陰私，用語惡毒。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，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。人民一定要自己夠水准，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准，還去怪誰？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，我們卻直著脖子叫他萬歲。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？拿錢買選票這種事情，使人痛心，選民在排著隊選舉，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，有人就問：「怎麼不給我呀？」這種人還配實行民主？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，不能靠別人賞賜。現在，常有人講：「政府放寬多了。」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自由、權利是我們的，你付給我，我有，你不付給我，我也有。我們如果有鑑賞能力，就一定要爭取選舉。嚴格選擇對象。我們沒有鑑賞的能力，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。能夠怪誰？好比說畫畫，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，有人看到說：「這真好︱」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，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？是你瞎了眼！是你沒有鑑賞能力。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。真的畢加系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：假畫出籠，真畫家衹好餓死。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，衹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。結果把門裝顛倒了，主人說：「你瞎了眼？」裁縫師傅說：「誰瞎了眼？瞎了眼才找錯人！」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。沒有鑑賞力。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中國人有這麼多醜陋面，衹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。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，不是經濟幫助，而是文化幫助。因為中國船太大，人太多，沉下去之後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。在座的美國朋友，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。最後一點，我的感想是：我們中國人口太多，僅衹十億張大的口，連喜馬拉雅山都能吞進去，使我們想到，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，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。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鑑賞家，我們就能鑑賞自己，鑑賞朋友，鑑賞國家領導人物。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，也是唯一的一條路。
謝謝！
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《百姓半月刊》﹔十二月一日紐約《台灣与世界雜 志》﹔十二月八日，台北《自立晚報》﹔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磯《論壇報》。
（中央社記者黃慧敏台北二十九日電）知名作家柏楊享年八十九歲。柏楊一生著作等身，其中有為數不少的歷史著作。他的好友遠流出版社負責人王榮文表示，柏楊並非學院派史學家，而是一名野史學家。而柏楊多年來對人權事務的付出，也可說是一名「人權鬥士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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